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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兴通讯3G博弈背后政企互动DNA

发布时间:2019-04-08 20:31:49

中兴通讯:3G博弈背后政企互动DN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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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TD—SCDMA?中兴、大唐的TD—SCDMA?

喧嚣了若干年的中国3G进程终于在动荡的2008年揭开了帷幔,中兴通讯(000063,股吧)在国产3G标准——TD-SCDMA上的胜出的样本意义是值得解剖的——

由于这不仅是一个能力问题(相对更有先天优势但产业转化能力却很弱的大唐而言),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企业路径与国家路径的如何志同道合的问题。

尤其是放在过去几年,TD发展路径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争议、周折、反复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,值得我们探究的是,在此类充满争议、变数、博弈(包括与西方大国出于政治、商业等复杂目的的搏弈)的情况下,作为一个企业,它的微观发展路径应该做如何决定?而此时的国家、主管部门又应如何选择?

这两种力量的交错互动将终究如何决定实际的发展路径?

技术自觉?利益驱动?

回溯2001年,当电信科学院的一干技术专家、信产部具有技术背景的技术官僚牵头推动TD进入国际标准之时,他们的动力到底是什么?是计划借助这样一个项目完成一系列“论文”来证明学术能力?还是出于一种坚固的企业家精神,要把这个也许能入围的标准作为一个产业去推动?还是被高瞻远瞩的预感所推动,那末早就意识到中国要弄自主创新国家战略?

历史历来不允许假定,否则当TD被国家意志推至中国强势运营商——中国移动肩上时,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大跌眼镜。

实际上,复原当时的逻辑来看,我们更容易相信的逻辑是,这些知识分子、技术官僚、留学人员组成的团队本身便具有共同的技术血统,首先是出于“技术自觉”:当时的中国电信行业已经发展了十几年,脱身于各个邮电国企、研究所的“巨龙”、“金鹏”等企业也在程控交换机等技术领域小有突破,但是,中国人在ITU(国际电信联盟)等主要国际会议上几乎没有发言权,由于没有任何标准、专利,每每被“晾在”会场一排。

固然,他们也会相信全球无线市场的巨大空间,但是这里面应当还没有“企业意志”,而更多的是老派知识分子的自我“赋责”与技术自觉。

那么,对当时的“巨大中华”这些企业主体来说,其实它们出身、特质又很不同,大唐是为了把TD产品化、产业化而专门成立的国有企业,中兴是触及多重利益、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,而华为则已经是小有成绩的纯私营企业。面对接下来成立的TD同盟,在主管部门牵引下,它们当然都不会“拒绝”,但是投入的动力、利益评估标准必然会导致行动产生分野。

大唐作为一个企业的身份是不纯洁的,它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了利润而来;中兴是一个上市公司,寻求安稳发展和股东稳定回报,强调规避风险,看好TD的市场潜力,但也不确定TD市场的节奏,因此采取了从“低成本尝试”到逐渐加大投入的路径;而华为作为私营企业,又一直是个非上市公司,它所受的驱动来源于一个略显偏执的典型重商主义者的原动力,他看的市场更远更实际,也更偏执,故其无可厚非地把战略重心放在已在全球占据70%的WCDMA上。

这也是TD初始阶段,大唐全力投入TD,中兴强调均衡散布同时统筹3种制式,而华为则相对边缘化TD——的缘由所在。

因此,我们回顾TD历史当中的企业路径选择,其实不难发现,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利益做牵引,大唐必将夭折,由于国家很快会给他“断粮”;中兴可能会半路退出;而例如华为可能压根就不会参与。TD这一源自知识分子“技术自觉”的标准就会和很多研究论文一样藏于故纸堆当中。

“国家路径”批判性复制与发展

不足之处正在于,企业是创新主体,但并非主体;企业由利益驱动,但并不能驱动所有利益,特别是很多长期公共利益。市场部分失效,乃至完全失效其实不只是局部现象。

在涉及国家某些科技创新、容纳宏大产业链条的重大项目领域,国家意志是企业意志的重要支持。

比如,在TD发展路径中,2006年国家推动TD大规模实验大大增进了TD发展,坚定了企业对TD本身发展路径的信心,如果再推迟的话,就可能致使中兴由于本身现实利益而退出,而华为终究不会全面参与,那末TD命运则更加难料。

对于追逐私立的企业这无可厚非。反过来说,包含TD在内的下一代宽带技术成为国家自主创新重大专项,也是国家战略对电信企业、电信产业坚持创新的肯定,企业的发展路径增进了国家战略路径的形成。

这类互动其实还有另一种更加广阔的视角。不管TD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市场成功,我们都必须承认,TD走到今天做了非常多的“机制创新”探索,它是国家战略、主管部门、TD同盟、产业链企业主体互动的范本,体现了国家路径与企业战略互为增进的探索过程,在全部产业链条上缺少了一环就早已夭折。

这个路径要在市场企业主体能力已经比较强的时候,通过市场杠杆,给予这些企业持续的利益引导,让企业作为运用创新和产业化的主体来推动技术的大发展,类似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,通过TD同盟吸引中兴、华为和爱立信、3星等众多外企参与。

但当企业主体尚且缺位的时候,也必须要设计一个机制,来促进基础研发的启动,获得“推动力”,进而通过PE\VC\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增进企业主体的快速成长,大唐这种依照行政意志成立公司的模式未来能否行得通?特别是老派知识分子日趋希少,愈来愈多的人更加重视短时间“市场利益”的情况下,如何保障基础研发的投入?

究其实,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落实,有赖于有效机制的建立,特别是解决国家路径、企业路径为核心的“政企互动DNA”,辅之于产、学、研的结合,才能将企业利益的短时间性、实力有限性,与国家利益的长期性、政策与市场优势结合起来。

在这个意义上说,TD是一种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式的探索,这块“石头”源自老派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若干历史机遇,而这条河也算蹚过半程(TD后半程实际上更需要“政企互动”的坚定性来予以推动)。

但是,随着技术自觉意识的消失、创新型企业不能自发产生、更多人在意快钱的时候,这种DNA的打造就显得更加迫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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